知青往事：当年在莫旗插队落户队长派我去看场院，我交上了桃花运
做为一名老知青，我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坎坷和迷茫，但最终的结局却很好，在莫旗插队落户期间，我遇上了一位好姑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现在的晚年生活幸福又快乐。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还要从我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莫旗插队落户当知青说起。
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还记得我是1968年8月中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的。火车到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境内的讷河车站后，我们又乘坐汽车继续前行，坐轮渡渡过嫩江，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我们十五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汉古尔公社的三合大队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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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大队坐落在嫩江西岸，距离嫩江不远，与黑龙江省的讷河隔江相望。三合大队的耕地富足，土地肥沃，农作物种植面积大，粮食产量高，乡亲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是队里的耕地多，耕种和收割庄稼全靠人力和牛马，劳动量很大，繁重的生产劳动对我们一帮十六七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和考验。
莫旗的八月天空高远，满目的绿色，高粱玉米都已超过人头高，大豆谷子长势也特别好，还有那一望无际的马铃薯，开满了白色和粉色的小花。当时正是莫旗农村挂锄的时节，社员们都在利用那段空闲时间到草甸子上打草。
我们所在的屯子（生产小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族，只有几户蒙古族。安顿好了住处，赵成奎队长安排了一位大嫂帮我们做饭。当时我们吃的是国家供应粮，队里的蔬菜我们知青随便吃，赵队长还让保管员给我们知青送来十几斤碾好的大米，让我们熬大米粥喝。农村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不上城市，但我们的伙食并不比城里差多少。
因为我们十几名知青年龄都不大，年龄大点的只有十八岁，年龄小的还不满十六周岁。去草甸子打草很苦，有蚊子还有小咬，赵队长就让我们知青留在屯子里跟着妇女（女社员）和老社员在菜地除草施肥，也到牲口棚帮着干一些零杂活。赵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特别关爱，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激赵队长，感激乡亲们。
秋收开始后，也就到了真正的农忙时节，每天天不亮，我们还在睡梦中，挂在队部院子里大树上的那块破损的犁铧就会发出铛、铛、铛的响声，赵队长天天准时来敲犁铧。犁铧发出的声音，就是出工劳动的号令。听到出工的号令，我们只能闭着眼睛穿衣起床，然后到队部门外集合。有时都到了地头，我们还半睡半醒。
割完早熟的谷子就开始割水稻，屯子东边那几亩稻田虽然产量不高，可全屯子的老少爷们就靠那几亩稻田能吃上两顿大米干饭，还能隔三差五喝一顿大米粥。大米白面是细粮，乡亲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细粮，平时就是高粱玉米面，小米算是介于粗粮和细粮之间的粮食，就算不是逢年过节，也能吃上小米干饭。
那个秋收下来，我们手上磨起的水泡成了茧子，皮肤都晒黑了，体重也下降了，真的是又黑又瘦，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了。第一个秋季队里也为我们知青分了一些水稻和谷子，也给我们分了玉米，萝卜、白菜和马铃薯是和社员一样按人头分的。队长说国家供应的口粮是陈粮，怎么也比不上新粮好吃。年末分红，队里也没落下我知青，尽管我们一个人只分了二、三十块钱，我们还是很感激乡亲们的，我们也很高兴。长到十六七岁，那可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
经过了几个春耕秋收的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农村繁重的生产劳动，也渐渐爱上了这片辽阔的黑土地。除了冬季的寒冷和秋天蚊子的肆虐，其他的我们都适应，特别是莫旗的夏天，气候湿润不像北京那么炎热，实在是太热了，就到江叉子里游泳降暑，那真叫一个惬意。有时还能抓一些鱼，顺便改善一下伙食。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厂矿企业开始优先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次招工我都不能通过政审。有一次旗里招干，我同学张世栋和我一起去旗里参加的考试，结果他通过政审去旗里当了干部，我又没能通过政审。我们知青小组十几个人，还有三名同学和我的情况一样，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也遭遇了和我一样的尴尬局面。
那年初秋挂锄后，赵队长又带领年轻体壮的社员去草甸子给队里打羊草，说是羊草，其实也喂马喂牛。当时我们知青都已锻炼的身强力壮，打草这样的重体力活自然少不了我们知青。
打草快结束的那天中午，大家在草甸子上歇晌吃午饭，吃完午饭有的社员躺在草垛上打盹，有的坐在一边抽旱烟。我们几个年轻人没正行，就一起聊天吹牛。王延明说队里的那匹白蹄大黑马性子烈，没人敢骑，连赵队长都不敢骑。我当时年轻气盛不服气，就跑到马车跟前解下拴在马车上的缰绳，牵着那匹大黑马溜了一圈，一纵身跃上马背，双腿夹紧马肚子，右手拉着缰绳，左手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大黑马突然仰头嘶鸣，前蹄腾空，犹如离弦的劲箭，飞速向前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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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意地骑在马背上，双手薅住马鬃，任由大黑马自由奔跑。大约五六分钟后，我感觉体力不支，好像有点眩晕，就用力拉缰绳想让大黑马停下来。可能是用力大了一些，奔跑的大黑马突然前蹄腾空站了起来，一下子把我从马背上甩了下来。我被重重地摔在在草甸子上，左手臂疼痛难忍，屁股生疼。幸亏草甸子上比较松软，要不然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回到住处，我感觉浑身哪都疼，最严重的是左手臂疼痛难忍，疼得我睡不着觉。第二天去医院做了X光透视检查，左手臂骨裂，其他倒没啥大碍。医生给我打了夹板，开了一点止疼药，让我回去好好休息。一次逞能，我吃了大亏。
秋收开始后，我不方便下地收割庄稼，赵队长就安排我到场院看护场院。白天在场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琐碎事情，夜间在场院的窝棚里睡觉打更，防止有人来偷粮或坏人搞破坏。
夜间和我一起打更的是老社员郭爷爷，郭爷爷家就住在屯子西边，离场院很近，郭爷爷家的孙女郭秀芝白天在场院翻场晒场，她看我胳膊受伤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就主动对我说：“昌平哥，你受伤了了，需要洗衣服啥的就吱声，我来帮你洗。”“谢谢你，我自己慢慢能洗，现在好多了，手脖子都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我笑着对她说道。
其实，没和郭爷爷一起看护场院之前，我就跟郭秀芝挺熟悉的。郭秀芝比我小三岁，初中毕业就参加生产劳动了。因为她性格开朗有文化，经常和我们知青聊天，也经常到我们知青集体户来找女知青玩，我们知青对她的印象都很好。
每天傍晚，在场院干活的社员们收工后，郭爷爷就让我先回知青集体户吃饭，我吃完饭再回来替换他回家吃饭。那天我回到集体户赶紧做好晚饭，喝了一碗玉米面糊糊，拿起一个窝头一边吃一边往场院走。郭爷爷每次都照顾我，我也不好意思让他天天那么晚回家吃饭。
我来到场院时，只见郭秀芝一个人坐在场院中间的碌碡上面，正拿着手绢驱赶蚊子。看到我，她赶忙站起来笑着说：“昌平哥，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来替我爷让他先回家吃饭了。以后你不用着急，我没啥事就来替换我爷爷，这样我爷爷不用着急，你也不用着急，吃饭太急了对胃不好。”
从那以后，郭秀芝经常来场院替换她爷爷回家吃饭，她也经常给我送煮鸡蛋，强行帮我洗衣服，有一次还送给我两个大菜包子。郭秀芝对我这么好，我心里既感动又不安，郭秀芝虽然对我没说过什么，可我明白她的心思，她是想和我处对象。郭爷爷经常当着我的面说我勤快能干心眼好，是个好小伙子。也经常当着我的面夸他孙女，他说秀芝是个好孩子，勤快善良有文化，长相也好，到了订婚的年纪，可屯子里没有她看上的小伙子。
看了一个多月的场院，我对郭秀芝有了更深的了解，她确实是个好姑娘，长相好人也善良，我渐渐喜欢上了她。可一想到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都在陆续招工进城，我心里就很迷茫很惆怅，我就鼓不起勇气去爱郭秀芝。
1975年秋后队里分红，我们男知青也都分到了四、五百块钱的红利，来到莫旗插队落户七年的时间里，那年是分红最高的一年。年末回北京探亲过春节，我们几名同学都带了莫旗的高粱米和玉米碴子，也带了黄豆和白糖。莫旗生产白糖，买糖不要票，我一次就买了十斤绵白糖。郭秀芝不知在哪弄来的黑木耳，送给了我一书包。我想给她钱，她说啥也不要。
回到北京，我把郭秀芝一家人都很喜欢我的事情如实告诉了父母，我母亲问我喜不喜欢人家，我红着脸点了点头。我母亲就对我说：“昌平，你也不小心了，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莫旗是个好地方，比去陕西和山西插队的知青强百倍。你爸还在接受审查，家里也帮不上你，你的终身大事你就自己做主吧，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
从北京回到莫旗，我给郭爷爷家送去了北京的糕点糖果，还给郭爷爷买了两瓶二锅头。就这样，我和郭秀芝确定了恋爱关系，1976年秋后，我俩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住在了知青集体户的一间房子里。
婚后的生活简单又快乐，我和郭秀芝一起出工劳动，一起收工回家，看我俩恩爱又和睦，屯子里的年轻人都很羡慕我俩。
第二年初冬，我们有了爱的结晶，郭秀芝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一岁的时候，我们屯子里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的女知青刘惠英招工到县商业局工作，大队书记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不想去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说干脆让郭秀芝去学校教书吧，我俩是一家，她也是初中毕业生。大队书记没说别的，同意了我的建议，郭秀芝去学校当了民办教师。
1977年夏天，我父亲的问题查清了，他是被诬陷的。那年初秋，我父亲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过了不久，我也被上调到旗政府机关负责宣传工作。1982年秋天，郭秀芝通过考试取得了到莫旗教师教师进修学校学习的资格，毕业后转成了公办教师，后来调到镇中心校当了教导主任。
女儿十七岁那年回到北京读高中，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户口也迁回了北京。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高中老师，也有了幸福的家庭。
退休后，我带着郭秀芝回到了北京，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
去年秋天，当年我们一起去莫旗插队落户的九名同学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我虽然是唯一一个和当地农村姑娘结婚的男知青，可大家都很羡慕我，说我找了一个贤惠善良的好妻子，也没经受下岗再就业的坎坷，女儿又这么孝顺，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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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当年我虽然遭遇了招工招干的坎坷和尴尬，但最终的结局却很好，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我很知足。那段青涩的时光虽然不值得留恋，但我却终生难忘。